为什么普通人不适合学曾国藩？

相比之下普通人更适合去看杜凤治

经过此番研究，决定以后看到别人鼓吹或者拉踩，必须手动去探真才行。

我经常看到有自媒体博主说，普通人就应该学曾国藩，曾国藩他和所有普通人一样，初始配置低、家境一般，自己又普通又笨，靠着自律、自省的努力，慢慢改变自己，最终获得成功，成为名臣。

于是真的去研究了下曾国藩。

一、几代人一直考公，持续的家族投入和托举

从家境来看，曾国藩兄弟姐妹9人，身为长子，6岁入家塾，可见其并不是普通人家，应该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家族。而普通人，就是大多数的打工人，工薪阶层，有几个能养得起9个孩子，还能有家塾，请得起家教的？

从事实来看，曾家属于“耕读传家”，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年轻时虽不务正业，但中年后踏实务农，为家族积累了可观的经济基础，并全力支持子孙读书。

换句话说，曾国藩的“普通”是相对于传统士大夫阶层而言，在当时的广大农村，其家庭已是“小康”或“小地主”水平。

另一方面，“耕读之家”这个标签在传统社会具有道德优势，它强调勤劳、俭朴、重视教育。这为曾国藩后来塑造清廉、坚韧的个人形象提供了天然的叙事基础。

曾国藩从6岁开始一直蛰伏，一心求学考试，23岁考中秀才，24岁考中举人，25岁第一次会试落第，26岁再次落第，28岁中进士，朝考被道光看中点入翰林院。

换句话说，28岁前他一直在考公，其中前后考了7次才中秀才。

这个路径可以说与普通人基本无关，放到今天来看，就是28岁前一直在考公，要知道曾国藩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结构与当下是截然不同的，尤其是当时信息闭塞、上升通道极窄，能持续应试十几年对普通家庭来说已属罕见。

清代科举的录取率极低，从查阅的数据来看，秀才的录取率约为0.08％，在这种高淘汰率下，能持续应试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

从曾国藩父亲考了17次秀才，能坚持几十年的投入来看，等于是几代人都在考公，这本身就证明了其家庭具备绝大多数普通人难以企及的经济和文化资本。

因此这种普通人逆袭的叙事，实际上可能是掩盖了努力背后的真相，毕竟努力的又不只有他一个，为什么成功的是他呢？

于普通人来说，忙于生计，难以有余力长期投入科考，更无从谈起屡败屡考的资金与支持。其成功背后是家族资源的托举与时代机缘的叠加，非单靠个人努力可复制。毫不夸张地讲，今日社会竞争多元，路径分散，仅从这一层面来看，效仿的价值并不高。

二、同乡引荐拜入军机大臣门下

在进入仕途前，个人目测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公开资料来看，可以学习的就是他在求学与会试的过程中，构建了自己早期的知识体系派别和人际网络，比如与同乡刘蓉和郭嵩焘并称“湘乡三剑客”。

另一方面，这几十年的应试学习，构建了他无与伦比的自律、抗压和应试能力。

另一个比较值得说的是，曾国藩在会试结束后，通过湖南老乡、监察御史劳崇光，搭上了穆彰阿这条线，穆彰阿作为此界主考官，曾国藩顺理成章拜入穆彰阿门下。

曾国藩没钱给穆彰阿送礼，就将自己的诗文送了点上去，穆彰阿作为满洲官员中少有通过进士正途步入官场的人，明白读书人的心酸，也比较欣赏他的文章和小楷，颇生爱才之心。

于是，便经常在道光皇帝面前推荐曾国藩。

前面所说被道光看重点入翰林院，我一开始以为是运气，此时来看其实是运营，这一步运营可以说是奠定了曾国藩之后平步青云的基础，

要知道，穆彰阿此时正是权倾朝野的军机大臣。再者，道光能力相对平庸，比较喜欢踏实、憨厚的老实人，不夸张的讲，道光也比较喜欢曾国藩身上的特质。

这里我着重看了看穆彰阿，穆彰阿在嘉庆时期并没什么建树，能力平平，混得不大好，嘉庆帝也对他不是很满意。

到了道光时期，道光为了清除嘉庆时期的影响力，为自己安置亲信，穆彰阿这才得到了道光的提拔，借此机会穆彰阿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最终形成了“穆党”的政治集团，直至咸丰时期被清掉，可以说曾国藩能被穆彰阿提拔是有这个背景在的。

曾国藩虽然拜入穆彰阿门下，但交往和互动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要知道“穆党”在鸦片战争期间因主张对英妥协、打压林则徐等主战派，穆彰阿的妥协政策加速《南京条约》签订，中国丧失主权，开启半殖民地化进程，后来穆彰阿倒台，作为门生的曾国藩并没有受到牵连，不过这是后话了。

此时曾国藩不仅通过同乡会与基层紧密结合，还有高层提携，人脉基础已经从雏形到了坚实。

所以进入仕途靠死读书，其实与众多寒窗苦读的学子并无二致，想要脱颖而出，就必须得计划、争取和运营。

曾国藩因同乡身份自然融入了在京的湖南士人的核心团体，再借由同乡拜入穆彰阿门下，这才是关键。

三、入翰林专注大考，十年七迁

进入仕途后，初入翰林院选为庶吉士，首辅张居正就曾被选中过。庶吉士日常工作如帮助皇帝起草诏书、帮助皇帝讲解经书典籍等等，是皇帝的进臣，换句话说庶吉士是进入内阁的必要条件，通俗点讲就是此时曾国藩是储备高级干部。

此时，我仍然觉得很难学习，对于普通人来说，复盘下来这些都是很难复刻的，因为你无法把握决策者、影响者、利益相关者等等干系人的特点，再加上还有时事变迁，并不能通过学习曾国藩而得到改善，最重要的当下是一个选择大于努力的时代，机会成本在这里。

之后便是十年七迁。

• 1840年30岁，通过散馆考试，转翰林院检讨
• 1843年，为四川乡试正考官，曾国藩在主持这次乡试后，获得了1000多两银子的“外快”，给穆彰阿送了礼，同年翰詹大考，转翰林院侍讲
• 1847年，翰詹大考，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 1948年，稽查中书科事物
• 1849年，正月实礼部右侍郎，8月属兵部左侍郎
• 1850年，4月兼署吏部左侍郎，6月署工部左侍郎
• 1851年，5月，署刑部右侍郎，10月充顺天武乡试正考官
• 1852年，正月署吏部左侍郎，6月充江西乡试正考官离京，途中因母丧归家守制。

其中实授为礼部右侍郎，其他均为署理或者充任，可见曾国藩的能力得到朝廷高度认可，因此频繁被委以代理各部侍郎的重任。

从整个仕途经历来看，30到37岁都是通过大考晋升，之后开始转六部侍郎，期间也去当考官。

四、归家建湘军，与中央的军政博弈

归家时期，太平天国已经席卷全国，曾国藩的理学经世在文人中的影响力和自身的仕途顺利，很快成为湖南各界认识争相结识的对象，最终借助太平天国事件开创军政结合的地缘政治格局，为近代史军阀混战买下伏笔。

这里不得不说的是，早期为了组建湘军，曾国藩也干过卖官、收商业税的事儿，

之后老乡胡林翼当上湖北巡抚，成了湘军的天使投资人，湖北是湘军军饷的重要来源地。

这个胡林翼也是个神人，与曾国藩同属长沙府，是实打实的老乡，但一开始交集不多，因为胡林翼是货真价实的官宦子弟、公子哥，处处都比曾国藩强，可以说翰林院时期，曾国藩在胡林翼的光辉下并没有什么值得人关注的地方。

但是也正是由于胡的经历，导致其抗压能力奇差，因受牵连被降职后意志消沉，为父守制就归乡了，京中很多大佬为这么个人才可惜，道光二十六年，他的父执、时任两淮盐运使的但明伦派专差写信给他，促他复出，并承诺帮他筹钱捐官。

胡林翼的老师、前辈、朋友都纷纷帮忙，不到一个月，一万多两白银就筹齐了，捐了个知府。曾国藩知道后惊讶不已。之后双方的变化都让对方互相佩服，比如胡林翼去贵州追随父亲的脚步，坚持下来。

官声传到京城让曾国藩惊奇不已，这还是当初那个锋芒毕露的纨绔子弟么，而胡林翼知道曾国藩十年七迁也是惊诧不已，要知道胡对曾的印象还是当时翰林院的检讨。

包括有计划地纵容湘军大抢，看到曾国藩说他弟弟曾国荃是“老饕”，可见曾国藩并不是简单的笨，自己青史留名，其弟背了骂名。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仕途畅通，一是专注大考晋升，让自己名正言顺，因为是考上来的。并且通过理学经世塑造了自己的人设和可能被欣赏的特质，说通俗点就是有了自己的位置，甚至成为了意见领袖。

最终让自己成为不同利益集体的拉拢对象。太平天国势大，清廷正规军溃败，地方被放开可以自建军队，于是才有了湖南巡抚张亮基邀其帮办团练。

再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也构建了一个家族利益群，他作为老大走政界路线，要在政界立足，就得剑走偏锋，树立起自己的标签或者旗帜，比如咸丰即位后，连续上疏，直指官场、军队积弊，虽一度受赏识，但因言论过于激烈而触怒皇帝，遭遇政治孤立。

湘军时期，包括他的几个弟弟以及其家族其他成员，都借助其政治地位获得的政治特权，从而构建出了一套比较强势的地方势力。

虽然后期解散湘军，但不可否认的是，他通过太平天国时间的自建军队，军需自备，导致构建的武装力量成为了事实上的军阀，并且获得了与中央博弈的资本。

克复武昌后，曾国藩试探要官，初次要湖北巡抚，成功署理七天，最后被人进言撤下，改成兵部侍郎；

之后曾父去世，又以丁忧守制又要，否则不接受夺情，咸丰愤怒，觉得曾国藩这是要挟，于是批准他离营回乡守制3年，并顺势解除了他的兵权。

1860年，也就是过了3年，清军在南京被太平天国打成屎了，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咸丰帝不得不做出让步，任命曾国藩为署理两江总督，不久后实授，并加钦差大臣头衔，督办江南军务，

之后就是他学生李鸿章的淮军登场了，也顺势拉开了近代史北洋军阀->皖、直、奉的军阀政治的序章。

五、总结

老话讲，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

综合来看，曾国藩的成功一是地缘网络”湖南帮“、二是拜贵人被提携、三是死磕制度平台，也就是风水、贵人和读书养生，这几个方向在当今的时代是很难破局了。

从这里不难看出，曾国藩的起落是成也地缘、败也地缘，这部分是值得思考的。

从权力层面来看，以湖南乡土、亲缘为纽带，构建了极具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私人武装，是其最大政治资本；

从人脉资源来看，湖南帮通过师徒、亲友、同乡构建庞大关系网，在信息、人才、粮饷上获得巨大支持（如胡林翼在湖北的鼎力相助）

从意识形态来看，理学经世功不可没，为湘军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合法性

唯一可借鉴的，是他在现有条件下最大化自身效能的个人策略，例如：

• 他通过写“反思日记”进行极其严苛的自我管理，并主动将日记送给师友传阅点评，借助“他律”来实现“自律”
• 他读书讲求“读书不二”和“读古籍”，注重质量而非速度，追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 他深知“圈子的力量”，通过“上学”（结交良师益友）和“下帮”（急公好义）构建优质人脉等等

这些亘古不变的实事求是，可能才是最值得坚持的东西，至于其他的只能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了！

后话，想想也很神奇，杨昌济本人深受湖湘学派影响，对王夫之、曾国藩的思想研究精深，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时，向包括毛泽东、蔡和森在内的学生传授经世致用之学，理学经世的延续下，强调“知行统一，注重实践，反对空谈”。

从曾国藩到毛泽东，虽然哲学基础、实践主体和最终目标都已发生根本性变革，但“理学经世”的精神内核——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得以延续。